金融機構可與外部專業機構合作，按照選定的溫室氣體核算標準，運用專業的方法學組織碳盤查，對自身運營和金融資產的排放情況進行“摸底”清查，掌握碳排放情況。

2020年9月，中國提出將在2030年之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碳中和目標的設立將為金融業的發展帶來巨大機遇以及諸多挑戰。

未來國內金融機構在碳中和目標的道路上如何轉型，如何在綠色金融市場上占得一席之地，針對上述問題，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專訪了安永(中國)企業咨詢有限公司亞太區金融科技及創新首席合伙人、大中華區金融服務首席合伙人忻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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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早開展碳盤查對自身運營和金融資產的排放情況進行“摸底”清查

新京報貝殼財經：據估計，若要在2030年實現碳達峰，該時間設定對銀行來說壓力不小。請問您認為目前金融機構應如何提早進行綠色低碳轉型？

忻怡：金融機構首先要明確自身對于氣候變遷的戰略，遵循“董事會-管理層-專業部門”的模式構建治理架構，強化董事會的綠色金融戰略規劃及氣候和環境風險管理的最終監督責任，將綠色金融與公司的長遠發展共同考慮。

二是盡早開展碳盤查。金融機構可與外部專業機構合作，按照選定的溫室氣體核算標準，運用專業的方法學組織碳盤查，對自身運營和金融資產的排放情況進行“摸底”清查，掌握碳排放情況。

三是創新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加大對綠色低碳項目和降碳項目的投融資支持，例如除了常見的綠色信貸、綠色債券外，還可發展綠色信托、綠色保險、綠色租賃、碳基金等碳金融產品。

“低碳轉型的核心路徑是推動實現自身運營和投融資活動的碳中和”

新京報貝殼財經：目前國內先進銀行的ESG轉型也仍處于探索發展階段，請問您認為目前金融機構應如何設定路徑？

忻怡：金融機構低碳轉型的核心路徑是推動實現自身運營和投融資活動的碳中和。其中實現自身運營的碳中和主要有兩條路徑：控制和減少碳排放，包括限制化石能源的使用，增加清潔能源的使用；促進和增加碳吸收，主要包括技術固碳和生態固碳兩種手段。

當前重點仍需放在碳減排途徑上，未來隨著碳交易市場機制和碳抵消機制等政策的明晰和放開，可逐步將碳抵消途徑作為重要補充。在實現投融資碳中和方面，需大力發展綠色金融與轉型金融。

針對高碳資產，一方面要落實國家和監管政策要求，嚴格控制“兩高”領域融資增速和占比，壓降高碳項目和客戶投融資風險敞口；另一方面要發展轉型金融和可持續金融，幫助高碳企業加速低碳轉型，減少高碳資產轉型帶來的金融風險。

為實現上述路徑，建議金融機構加強頂層設計，制定轉型規劃及路線圖；夯實基礎前提，做好碳排放核算及信息披露；健全保障體系，建設專業機制。

“統一規范的金融機構投融資碳核算與披露制度出臺指日可待”

新京報貝殼財經：目前ESG轉型缺乏行業標準，大多數銀行尚未建立起全面的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體系。請問您認為未來應如何解決上述問題，國外是否有比較成熟的經驗可以借鑒？

忻怡：在全球范圍內而言，推動金融機構ESG轉型，監管層面“自上而下”的政策指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目前中國已經初步建立“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綠色金融發展思路。在界定標準方面，制定了綠色信貸、綠色債券和綠色項目三套標準。

金融機構需要提高綠色意識，積極主動適應轉型，重構內部治理架構，加強綠色金融專業人才隊伍建設。一是擴展管理層職能。二是建立跨職能、跨業務部門的可持續發展團隊。三是針對集團層面、風險管控、運營管理細分權責，將轉型目標與任務分解到各個業務線，增強各分部主體的責任意識。

“豐富氣候風險壓力測試實踐，前瞻性指導投融資結構調整和風險防控”

新京報貝殼財經：在綠色轉型的過程之中，請問您認為銀行應如何有效規避風險？

忻怡：綠色金融體系的建立除了需要支持綠色經濟的發展，也需要防范由于環境和氣候因素帶來的金融風險。具體來說，防范氣候相關風險已經成為綠色金融體系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對金融機構來說，要認識和分析環境、氣候變化會帶來哪些風險。在識別風險的基礎上，采取措施來規避、管理這些風險。

金融機構要逐步建立氣候風險管理架構，將氣候風險納入公司戰略和偏好管理。一是將氣候風險管理納入中長期發展規劃，評估氣候風險對金融機構業務的中長期潛在影響。二是將氣候風險納入全面風險管理體系，明確“三道防線”職責分工，將氣候風險因素融入風險管理全過程。

三是將氣候風險納入投融資業務全流程，加強投融資分類管理。

四是豐富氣候風險壓力測試實踐，前瞻性指導投融資結構調整和風險防控。通過情景分析或壓力測試方法量化環境因素對金融機構自身或其投資標的產生的影響并披露相關工作情況，并披露開展情景分析或壓力測試時所采用的方法學、模型和工具。

（文章來源：新京報）